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分水岭
——专访日本众议院议员河野太郎
作者：蔡成平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3月3日 2011年第7期
春节前的某天上午，日本国会议员会馆，记者如约赴会。经过严格的安检，记者终于见到了日本众议员河野太郎先生。他接过记者名片，试着用中文读了两遍，然后笑道：“中文实在是太难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河野太郎恐怕不算陌生，他在国内许多媒体开设中文博客，直接同中国网民交流，在日本政治家中绝无仅有。而在日本，作为同时代政治家中凤毛麟角的“海龟派”，河野太郎以其国际化的思维和大胆敢言的政治风格，在日本政坛独树一帜。他早年留学美国、荷兰，并在美国、新加坡等国的政治家事务所磨练，30岁出头时即当选日本国会议员，历任党政要职，如今50岁不到就已经两次冲击日本自民党总裁宝座。
河野太郎出生于政治世家，其曾祖父河野治平即为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祖父河野一郎则叱咤日本战后政坛，尤其是在缔结日苏合约问题上赢得广泛赞誉，而大伯父河野谦三官至日本参议院议长，父亲河野洋平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任期最长的众议院议长，也是唯一没当过首相的自民党总裁。
虽然他在专访中表示“世袭”对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不可否认，河野太郎的备受期待还源于其作为“河野家族第四代传人”的特殊身份。在日本，鸠山家族堪称日本的肯尼迪家族，而根深叶茂的河野家族则是当之无愧的布什家族，两大家族背后分别是普利斯通和伊藤忠商事两大企业巨头。
联系专访时，河野太郎没有让秘书做任何的提纲审查，告诉记者可以“无禁区提问”，这在日本政治家中是罕见的。相对于多数日本政治家一贯的模糊态度，河野太郎无疑是很坦率的，他不隐瞒自己强烈的亲美立场，也承认新防卫大纲是应对“中国威胁”的举措，但也反对参拜靖国神社，认为中日两国除了友好别无出路。
作为自民党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家，谈话中他不但痛批民主党执政不力，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自民党内失去政权后却不思进取、毫无改观，旗帜鲜明地反对保守、封闭的政治运作方式，对难以根除的派阀政治批评尖锐。
开春之际，他最想传递给中国的声音是：“中日关系正处在历史的分水岭上，今后究竟要何去何从，让我们一起思考、力行。”
新防卫大纲存在致命缺陷
凤凰周刊：去年的撞船事件让中日关系再次处境微妙。你曾在事务所主页发表了《中国的长期海洋战略》一文来阐述自己的看法。你觉得日本新防卫大纲是制衡中国海洋战略的手段之一吗?
河野太郎：坦率地讲，对日本而言，周围的“威胁”到底是什么?我想排在第一位的是北朝鲜的核问题，这是日本不得不考虑加强应对的现实威胁。而排在第二位的恐怕要属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军费连续二十多年呈两位数增长，而且非常不透明，具体的支出方向及意图也让外界完全搞不清楚，这难免造成周边各国的疑虑。
近些年来，中国的军费支出已经翻了好几倍，而日本的防卫预算却连续多年下降，日本国内很多有识之士担心长此以往日本将无法抗衡“中国威胁”。因此，这次的防卫大纲修改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应对措施。
但是，这次防卫大纲修改未能突破的框框很多，存在致命的缺陷。由于“武器输出三原则”规定禁止向共产圈诸国、联合国决议禁止武器进口的国家和国际纷争当事国或有可能卷入纷争的国家输出武器，这导致日本完全无法出口武器，我认为对此应该加以修改。但菅直人首相出于想同社民党联立政权的考虑，迫于社民党的强烈反对压力而不得不妥协。因此，我认为这次防卫大纲的修改是不充分的。跨国武器研发已成为全球趋势，日本应积极应对这一巨大的变化，加强同欧美诸国的武器共同研发。
凤凰周刊：据我了解，你的父亲河野洋平前众议院议长曾在新防卫大纲出炉前，专门公开在《朝日新闻》撰文，反对修改防卫大纲，呼吁日本不要放弃“基础性防卫力构想”，你的意见好像恰恰与此相反。
河野太郎：的确如此。如果与父亲的所有主张都相同的话，那么作为政治家的河野太郎有何必要存在呢?只是，新防卫大纲到底指向何方是很不明朗的，我并不认为目前的新防卫大纲就已经很好了。
原先的防卫大纲还停留在冷战思维，将防卫重点集中在冷战时期的最大威胁俄罗斯身上，从而在北海道配置了大量的陆上自卫队兵力。但尖阁列岛(中方称钓鱼岛)撞船事件将西南诸岛(日本所称的范围指日本九州以南、中国台湾岛以东岛屿，其中包括钓鱼岛)等防卫空白地带存在的安全威胁暴露无遗，潜在的可能隐患的严重性已超过了目前日本和俄罗斯仍然存在的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争端。
同时，加之北朝鲜核问题等，使日本的确面临来自陆上、海上、空中的安全隐患，因此我认为将防卫大纲进行修改，加强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凤凰周刊：那么，你认为中日两国外交的长期展望或构想应该是怎样的?有些政治家提倡并热心于推动“东亚共同体”，你对此如何看?
河野太郎：这个很简单，中日两国是邻国，不管是彼此讨厌还是彼此喜欢，邻国意味着中日是永远都无法搬迁的邻居，除了友好别无出路。但是，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提法，我认为他们那只是嘴上说说罢了，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
凤凰周刊：你在2009年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曾在提出的政权构想中，主张“保持中日良好关系，促进中国民主改革”。目前中国国内对民主改革存在一些争论，你有何见解?
河野太郎：对中国的事务恐怕我不便多言，但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恐怕也将不可避免。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不仅仅是中国极为重视的事，周边各国也会密切关注。日本的自民党政权维持了50多年后，被民主党“政权更替”了(笑)，但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恐怕是改革的前提。不过，在改革之前，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改革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完全的民主政治，还是导入如选举等部分的民主机制。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按照怎样的步骤才能保证改革顺利进行，是相当考验政治家智慧的大难题，我真心期望中国能够改革成功。
“随美主义”之类的批评是错误的
凤凰周刊：关于日美同盟，日本有部分政治家认为日本不能简单地依附美国，倡导日美“平等外交”。对此，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非常强，你的看法如何?
河野太郎：首先，所谓“平等”，究竟是指什么?根据现在的《日美安保条约》，如果日本有事，美国有责任和有义务必须保卫日本，但如果美国有事，日本却无法行使保卫美国的“对等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美关系确实是“不平等”的。在目前的《日美安保条约》框架下，美国履行防卫日本的责任，而日本则积极地承担防卫费等分担责任，这也正是日美同盟平等性的体现。像小泽一郎和鸠山由纪夫那样提倡日美同盟要更加“平等”，但所谓的“更加平等”到底是何意呢?让人摸不着头脑，最终只会破坏日美同盟。
凤凰周刊：但是，目前的日美同盟框架给外界的印象是，日本在外交上紧跟美国，有些陷入了“随美主义”，很难确立独立的外交路线，对此，你如何看呢?
河野太郎：“随美主义”之类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在许多外交政策上，日本的确和美国的主张接近，那是因为日美是军事同盟关系。同盟关系下的两个国家，在关键的外交问题上，保持外交步调一致是应该信守的责任与义务。
另一方面，日本实际上的很多外交主张与美国存在差别。比如在如何处理中东以色列问题、缅甸问题及柬埔寨问题等方面，日本与美国都持有不同的立场。
凤凰周刊：前原诚司外相1月24日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强调日本要走“经济外交”路线，主张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资源外交，到新兴国家推介日本高铁和核电厂生意等，对此，你如何评价?
河野太郎：前原外相所主张的当然很重要，但是，日本外交难道只强调经济、资源等问题就足够了吗?外交应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只单纯地强调“经济外交”是行不通的。
修宪不是为日本行使武力铺平道路
凤凰周刊：众所周知，你的父亲是著名的护宪派，而你却是积极的改宪派，为何主张改宪呢?
河野太郎：在日本，提到修改宪法，反对最激烈的是日本共产党。就修改宪法问题，不能简单地说赞成还是反对。比如说，修改宪法中不通顺的句子、或者比较陈旧的日语单词，也是改宪，对这样的改宪主张，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因此，关键是修改什么，毫无疑问，目前争议最多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
我所主张的改宪，既包括修改宪法中个别单词表达上的问题，也包括修改第九条。现在的宪法是日本战败后的产物，这一内容战后60多年从未修改过。如第九条规定“日本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那么自卫队应该算什么?又该如何解释“有事法制”法案的通过，和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行为?这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看来都是自相矛盾的怪事。
对此，与其勉强构想一些自欺欺人的理论来解释，不如诚实地承认这样的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将“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也写入宪法，明确规定日本未来的道路。这样做绝对不是为日本行使武力铺平道路，更不是走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言行一致”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凤凰周刊：不过，在日本修改宪法恐怕并非易事，你认为日本改宪的可能性有多大?
河野太郎：的确，日本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修宪门槛很高，只有在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支持后才可交由全体国民进行修宪公投，且需获得半数国民的赞成。但是，目前除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民党反对意见较大外，自民党和民主党内修宪声音是主流，我认为目前阶段，可以先做能够做到的事，一点点地推进，随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修宪并非不可能。
世袭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凤凰周刊：2002年，你将自己1/3的肝脏移植给了父亲。但很多政治主张相左，而作为河野家族的第四代政治家，“世袭”对你而言，是责任还是压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河野太郎：肝组织移植只是我尽了做儿子的本分，而所谓的“世袭”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在日本，不管出身贫富贵贱，要想从政就必须获得选民的支持，不能赢得选民支持，再显赫的出身都无济于事。
我当初决定参选国会议员的时候，父亲是极力反对的，我就自己每天清早站在车站旁，大声宣讲我的政策，争取选民支持，时至今日，每次出马竞选都是非常辛苦的过程。我希望中国的朋友能够理解，在日本，出身如何对一个人的从政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类似于北朝鲜的金正日可以为所欲为地将权力交给儿子金正恩，那才是真正的世袭。
凤凰周刊：据说，你在乔治敦大学留学时，研究室的时任教授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的第一任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河野太郎：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年轻时的海外留学经历，是非常宝贵的财富，留学会让人更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祖国的优势与缺陷。我在美国留学时期，很多知名的政治家和学者都非常重视日美同盟，认为没有比日美关系更重要的两国关系了，但当时的美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却不是很多。
乔治敦大学地处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我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英语说得不怎么好的留学生，却非常难得地争取到机会，作为义工体验了Cranston议员的总统选举，之后又在Shelby议员的事务所做了助手。这些经历让我对美国政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作为一种感恩，我当选国会议员以后，也积极地接受来自中国、韩国、爱沙尼亚、约旦、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优秀留学生来事务所实习。
自民党没有改变“独裁恶习”
凤凰周刊：2009年，你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最终虽以微弱劣势惜败，但作为未来日本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备受日本国民关注和期待。你也曾出版《我要重整自民党》一书表明心志。那么，你认为，日本自民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失去政权后是否有所改观?
河野太郎：自民党1955年成立时的最初构想是为了防止日本沦为共产主义国家，让日本沿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整个冷战时代，自民党的路线是成功的，日本已成为了自由民主的国家。
然而，在当前的日本，自由与民主的价值理念，已经不是自民党独有的特色了。在大的方向上，自民党、民主党、公明党、大家的党等的主张与政策基本上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一来，对日本这个国家而言，除自民党以外，有了其他的政党选择。因此，我认为首先应该反思和重新定义自民党是什么?民主党的支持基础是工会组织，主张发展成果再分配，而自民党则类似于美国的共和党或者英国的保守党，主张经济增长优先，先将蛋糕做大，做大后人人都可分享更多的成果，这恐怕是两党最大的区别所在。
非常遗憾的是，从2009年失去政权以来，自民党虽然一直高扬改革的大旗，但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自民党依然没有改变过去那种“独裁恶习”，党内很多人的理念依然没改变，在公共事业上到处乱花钱的现象依然没有根治。
凤凰周刊：那么，你如何评价民主党倡导的“政治主导”改革?
河野太郎：“政治主导”改革的提法本身是正确的，但在做法上需要改进。在过去的自民党政权下，内阁政府更换过于频繁，差不多每一年就要换一次首相，而官僚队伍却长期稳定，新的大臣到任时，官僚跟大臣汇报完过去的工作后，一切照旧。有点类似于共产主义体制那样，背后的自民党凌驾于内阁之上，党的决定会直接影响到首相和各位大臣，自民党俨然成了“准独裁政党”。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主导”应该是回归到立宪民主主义理念本身，党和政府的分工要明确，政府的权力应该增强，党则应该在国会内认真做好本职。
让中国网民知道日本政治家在想什么
凤凰周刊：众所周知，你在新浪网及《南方周末》都开设了中文博客，这在日本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请问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河野太郎：我认为中日两国是至关重要的邻国，但遗憾的是，中日国民所接触的信息，大多经过了媒体这一过滤器的过滤，而中日的媒体往往偏好于说对方的坏话，这导致中日之间无法完整地或者相对客观地了解到对方的想法。从内心讲，我认为这是很不好的。
在中日之前，我与日韩关联较多。比如，在日韩之间，日本的韩剧迷很多，而日本的动漫、音乐等在韩国也很受欢迎，诸如此类，日韩之间的普通民众交流很深很广，而唯独媒体与政治家给人总是“好生事端”的印象。可以说，中日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因此，日本的政治家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我非常希望能将此传达给中国的普通国民。我平时一有空就会写博客，并委托我事务所的中国实习生将博客内容翻译成中文刊登在中国的博客上。
凤凰周刊：那么你平时会关注中国网民在你博客上的留言吗?
河野太郎：我本人虽一直很想好好学中文，但中文太难了(笑)。中文不好，自己就无法直接浏览留言，但事务所的实习生有时会将一些留言翻译成中文后拿给我看，我偶尔也会回复，但平日国会事务太繁忙，很难抽出时间。
记忆中，虽然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留言，但有时原本觉得根本就无关紧要的事，中国的网友却会看得很重要，这也让我觉得有必要更深入、更详细、更完整地传达自己的想法。
凤凰周刊：像你这样积极地对中国国民传达信息的行为，根据你的了解，国会议员等日本的政治家所持的态度如何?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呢?
河野太郎：的确，目前积极地向海外传达所思所想的政治家还绝无仅有。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没有去留意或考虑其他的政治家怎么看，我认为这样的事不应该因为周围赞成还是反对而决定要不要做，对我来说，积极地向海外传达想法是很平常的事。
凤凰周刊：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你最想跟中国国内传达的声音是什么?
河野太郎：中日两国在2010年经历了建交以来最大的危机，单纯地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的话，难免会遭遇瓶颈。
对中日两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超越中日关系本身，站在更高的视野去考虑问题。比如，在目前的禽流感问题、北朝鲜核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资源问题、节能问题、全球性金融危机问题等领域，中日两国存在很多的共同利益和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样的合作绝非零和游戏，是能够实现共赢的。被称为“政冷经热”的中日两国，不但在政治、经济要加强合作，普通国民也需要通过草根交流、文化交流等加强沟通。
与建交时相比，中国和日本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今天，作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第三的中日两国是彼此对抗、互不合作，还是能够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亚洲的稳定和实现进一步的国际责任，这是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中日关系正处在历史的分水岭上，今后究竟要何去何从，让我们一起思考、力行。
